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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将蔡锷“儒”在何处?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6年09月13日

  

  文 / 叶雷

 

  《中华读书报》(2016年08月31日15版)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生于今湖南邵阳一个普通农家。他未满13岁即名列第一考取秀才,15岁入读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18岁参加自立军起兵,后东渡日本留学日本士官学校,22岁归国进入军界,29岁时昆明举兵胜利后任云南都督,31岁被袁世凯调至北京,33岁潜出北京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迫袁世凯取消帝制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34岁病逝于日本,时间停留在1916年11月8日。1917年4月,成为民国史上“国葬第一人”,孙中山亲笔书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神童”“中国士官三杰之一”“护国军神”“民国的昭威将军”……这些别称足以显示蔡锷的传奇。蔡锷改名,与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杨度、唐继尧、秋瑾、陈天华、黄兴、白崇禧、李宗仁、朱德等名人的交往和情分,成功潜逃,婚姻情感与小凤仙的“风流”……蔡锷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诸多传说,至今仍被纷纭乐道。

 

  儒将,专指武功胆略、才识道德同时具备的正面将帅。中国历史上的武将很多,但真正被称为儒将的却屈指可数。关于蔡锷之“儒将”,在《忆蔡锷》一书中,元帅朱德曾有经典回忆:“(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着,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所有学员都要求甚严。时间可以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个连最狡黠善变的官僚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蔡锷武功胆略已世人皆知,其文才学识我们通过114万字的《蔡锷集》也可见一斑,其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更被誉为“现代《孙子兵法》”,是黄埔军校和八路军最为重要的军事教材。

 

  据传,蔡锷7岁时与同伴放风筝,不料风筝掉进了太守家的花园,太守刁难出一上联“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蔡锷随口就对“太守二千石,唯有公廉”。9岁时遇上新任宝庆知府张榜征联“中秋月不明,挂一掌灯,替乾坤增色”,蔡锷击鼓应对“惊蛰雷未动,擂三通鼓,代天地回春”。“儿将父作马”,“父愿子成龙”,“神童”蔡锷靠着“小相公三元及第,大老板四季发财”“福禄寿三星拱照,公侯伯一品当朝”等一路脱口而出的妙联,赢得了狼毫、镜屏、鲜花等礼物。立于主考官面前,不惧“小童子袖里插花暗藏春色”的下马威,回敬“大老爷堂前摆烛明察秋毫”;不顾“小后生长袍拖地”的嘲笑,祝福“大老爷洪福齐天”;面对“邵阳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的质疑,自信“孔门弟子三千众,属回领先”;最后以“玉掌五指,两短三长”对上“宝塔七层,四面八方”轰动府县。

 

  “千年柳树做衣架”,蔡锷完全可以走顺畅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但维新失败让他弃文从武,改名蔡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发誓“万里山河当澡盆”,“建造一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尤其是目睹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立志“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认识到“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护国战争起兵,明知自己实力根本无法抗衡袁世凯,但蔡锷毅然强调“云南必须挑起重担”,因为“这次起事,所争的不是成败,而是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所以“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正是因为精神的力量,心中只有“国”和“民”,所以在蔡锷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依附过任何所谓权势!

 

  如果说以矢志不渝爱国爱民为核心的独立人格是蔡锷“儒”之基,那么,身先士卒、廉洁奉公则是蔡锷“儒”之本。“上下一心,虽伤之颇众,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成为一代军神,靠的就是身先士卒。护国战争时,受病魔折磨,蔡锷已经“瘦得像鬼”,但他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深入火线观察敌情,遭敌方机抢扫射,险些中弹。关于蔡锷的廉洁奉公,有几个故事可说明,一个故事是在蔡锷任云南都督后,其大弟蔡钟想谋个一官半职,蔡锷以“我身为都督,不可以带头安排亲朋,这样影响不好”拒绝了;第二个故事是蔡锷两次带头减薪,月俸仅与营长相当;第三个故事是袁世凯责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结果汤芗铭只能以“实无财产可查封”来复命,死后还负债,只能靠政府的奠仪费来安葬。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对蔡锷一些众说纷纭的传说,在《儒将传奇: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纳兰香未央/著,快三网站平台出版)中,作者结合大量史料,给出了更符合逻辑的说法。关于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民间以袁世凯曾借钱给蔡锷,蔡锷曾赞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说他们是从朋友到政敌,但从蔡锷挽袁世凯“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就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蔡锷一直是清楚的。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成功从袁世凯安排的监视他的密探眼中“消失”,说法众多,有的更是神秘离奇。有说是蔡锷的同学曾鲲化策划了蔡锷潜逃的方案,装成游客,假装去厕所,男扮女装,轿子而行;有说是借哈汉章祖母八十寿辰,通宵打牌,趁人不备,溜之大吉;有说是利用小凤仙作掩护而逃;有说是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亲自将蔡送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民间还演义出了无从考证的、袁世凯的感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蔡锷真的是“骗”的吗?如果是骗,即使逃出了北京,以袁世凯的性格,会让蔡锷轻易绕道回滇?会给蔡锷那么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起义?蔡锷当时确实有病,先是向袁请病假,后又“赴津就医”,再后来才是“赴日就医”,而且有请假手续为证。正是蔡锷走的是“以正胜邪,以直胜曲”之路,才真正麻痹了袁世凯。

 

  蔡锷短暂的一生,是传奇而伟大的一生,遗嘱还在强调“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以薄葬。”在他去世后,就连袁世凯的儿子也送上挽联,赞其“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毛泽东也曾以“蔡黄,邦之模范”来自勉,朱德元帅更曾经公开谈过:“蔡锷曾经是我的北极星,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不可否认,蔡锷本人及其思想,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儒”之精义,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亲情,忠于真理和正义,不依附所谓权势、不拜倒于金钱、不做困苦的奴隶、不怕死亡的威胁,在今天仍具有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