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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在我的历史书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5年05月04日

  

  

  《重返五四现场》[增补版] 叶曙明 著 快三网站平台 2015年5月出版

  

  深圳晚报记者 崔华林

   

  6年前,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作家叶曙明推出《重返五四现场》一书。他在书中将1895年的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又将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人物之一。一时不解与赞誉声皆有,何亮亮、解玺璋等多位著名评论家推介该书。

   

  6年后的最近,叶曙明在最新出版的增补版《重返五四现场》的序言里谈到,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是首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再版时,叶曙明直言他不再关心五四运动的起点,却更在意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

   

  近日,深晚记者专访叶曙明,随他一道重读“五四”历史,寻找更多新的感悟。

   

  新文化运动可视作一种理论补课

   

  深圳晚报:我们对五四运动有很多认识,您觉得这认识中是否存在误读?

   

  叶曙明:“五四”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由当时的各式人等共同创造的,因此,你从任何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都会看到不同的“五四”,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不存在什么误读。有人说它是启蒙运动,有人说它是爱国运动,有人说它是青年运动,有人说它是全民运动,有人说它是民主自由,有人说它是暴民政治。这是因为每个人看历史的角度不同,想达到的目的不同,所以各说各话,谁都没有误读,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深圳晚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为何将1919年定为国家的“青春记忆”?

   

  叶曙明:1919年,距离中国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制不过8年,甚至只是幼儿期,还不到青春期。但在短短的8年里,已经出现了两次帝制复辟,而且南北陷于分裂。这说明1912年的共和制是有点仓促上马的,是早产的,是缺乏理论准备,缺乏全民共识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作一种理论的补课。各种主张、各种主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要在中国公然复辟帝制,基本上是不可能了。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功绩。

   

  深圳晚报:余世存曾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混乱的状态”。您在这混乱中拎出两个词统领全书,一个是上篇的“启蒙”,一个是下篇的“救亡”,这是概括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吗?

   

  叶曙明:正如余世存所说,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想用简单的几个概念把它归纳起来,都会有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之感。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我用这两个词划分上下篇,不是要定义那段历史,而只是想传达一个意思: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是历史的一个拐弯处。至于是把上篇命名为“新文化运动”,下篇命名为“五四运动”;或者上篇为“百家争鸣”,下篇为“二元革命”,均无不可。

   

  历史的有趣之处多在细节

   

  深圳晚报:书中文章读来生动,确有“现场”之感,但若论重返,如何拨开近百年前的历史迷雾确保其真实性?

   

  叶曙明:历史本无所谓绝对的真实,别说历史,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终极的真相。出现这样的情形,不一定是人们刻意回避真相,而是每个人视野有限、角度各异,看到的历史必然是不同的。盲人摸象,说大象就像一根柱子,并不绝对错,这确实是从他的角度得出的“真实性”。但问题是还有其他角度,如果说大象的某一部分像一根柱子就对了。因此,我觉得可怕的不是没有找到终极真相,而是被迫接受这就是唯一的真相。

   

  深圳晚报:您在书中有大量的细节、语气和形容词等,是否加入了您的主观想象?如有,您在写作时如何处理主客观的关系?

   

  叶曙明:在我的历史书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也就是五四青年上街游行时,在马路上欢呼鼓掌,如同矮子看戏一般喝彩的人物。我所看到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也不指望能够看到全部;我的理解肯定也是非常受个人学识、修为、表达能力的局限。主观想象是绝对免不了的,任何人写历史都免不了,《史记》里也有不少是主观想象的东西,细节、语气、形容词等,比如司马迁写荆轲刺秦失败,现场感就很强,“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司马迁看见荆轲笑了?听见荆轲骂了?他怎么知道荆轲是箕踞而坐,而不是躺在地上?

   

  人类大概还没创作出一本纯客观的,不含作者主观想象的书来。下笔的时候,忠于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部分历史,忠于对自己所见之事的想象,就可以了。至于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在自己可及范围外所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历史,谁也无法苛求。

   

  深圳晚报:您写作了不止一本“现场”书,还有此前的《国会现场》、《重返辛亥现场》,似乎您很青睐用“重返现场”讲历史?

   

  叶曙明:在我的书中不想探讨理论问题,也就是说,不想从理论上作出什么结论。我承认,理论是我的弱项。我没有读过大学,没有受过学院系统的理论训练,缺乏深奥的理论词汇和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当然,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也不定,少了很多束缚,有更多关注细节的余暇,也许这有点“低级趣味”,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多在细节,在低级之处。我只是把我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的历史说说而已,希望在故事上能自圆其说,在逻辑上能说得通,就满意了。

   

  历史没有什么偶然因素

   

  深圳晚报:书中以广东人梁启超当作五四运动开端,以广东人陈炯明终,广州地域文化特色很浓。广东文化入手的角度,大概跟您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关?

 

  叶曙明:肯定是有关的,如果没有关,我怎么知道有个梁启超,怎么知道有个陈炯明?如果不以人来划分,我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以戊戌变法为起点,以接受了苏俄理论的革命政府在南方建立为终点。但恰好在这两个节点上,都与一批广东人有关。这大概不算是“从广东文化入手”吧,如果我从蔡元培写起,就是从浙江文化入手吗?

   

  其实把五四运动与戊戌变法联系起来看的,我不是第一人,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就称戊戌变法是改革中国文明的第二阶段,五四运动是第三阶段。只不过我把推动这些“阶段”发展的那些人的地域背景拎出来,强调一下,让人多一个看历史的角度而已。

   

  深圳晚报:看到一段评论,“要是没那个“后记”里透露出来的书生思维,叶曙明先生的著作就会厚重。可在最后一部分中,叶曙明先生突然激动起来,居然寄希望于历史的偶然因素汇聚成必然因素(这种想法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非常盛行)。”文章作者同时认为您的这本书未能摆脱“盛行进化论和盲目乐观情绪”。您的看法如何?

   

  叶曙明:很感谢这位读者的评论。不过说实话,正如我刚才所说,理论是我的弱项。我不太懂什么进化论和这主义那主义的。但如果这本书确实是厚重的,我相信不会因为三两千字的后记,就把它变轻薄了。偶然因素、必然因素,这些都是趣味性的词汇,不必太过拘泥。如果一定要认真地说,我倒觉得,历史没有什么偶然因素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从今天回过头看,是各种小的必然因素汇聚成大的必然因素。

   

  至于乐观情绪,我不知道这位读者怎么知道我是盲目的?不妨再进一步问:这世上有盲目的人吗?其实没有,大家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根据自己的认知去思考、选择,从没有什么“盲目”之说。我对历史其实无所谓悲观,也无所谓乐观,只是觉得该走的弯路,一步也不会少走;这个苦难民族该经历的东西,一件也不会拉下。

   

  最后要说明的是,作者本人所写的序言、后记之类的东西,其实往往可以不必细看,很多时候是出版商出于功利的考虑,要么是为市场,要么是为其他目的,而希望作者写这么一个东西。如果几千字就能写清楚,何必写这么一本书?

   

  叶曙明

  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山河国运》、《大变局:1911》、《国会现场》、《草莽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