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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那一代人的奋斗与辛酸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5年04月13日

  

  又过桃花渡,还是旧船家。 一篙风雨里,两岸尽桃花。   

  作者:刘树勇 微博:

  斯大林为何给国民党钱

  

  1930年代,师哲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间关系很复杂。

  

  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苏联人靠的是城市暴动夺取政权,再派工人组成工作队下去,征粮、消灭富农,搞农业集体化,是从城市到全国。而中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国际给中国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错误的指示,比如苏联人要反右,他让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反右。他要搞肃反,让全世界共产党都搞肃反。对中国革命也出过一些不太好的主意。

  

  王明对苏联人吹,说中国共产党有多少红军,有多少党员,所以1935年7月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主席台对面墙上就挂着中国地图,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9月上旬,陈云、潘汉年和杨之华等七八个人到莫斯科,汇报说根据地都丢了,中央红军损失很大。斯大林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在1941年1月“晥南事变”前,苏联是唯一给国民党援助的国家,前后三次共2.5亿美元。让国民党能牵制日本不进攻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有误会

  

  皖南事变后苏联人特别生气,觉得蒋介石对共产党下手太狠,就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

  

  那时八路军、新四军很困难,军饷是国民党发,部队扩大了还按原编制发。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军饷、弹药、被服,并封锁我们。日本人将主要力量(伪军的95%,在华日军的50%左右)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缩小一半。

  

  进延安之前,延安不到1万人,后发展成5万人了,4万人都是我们的干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所以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时,毛主席对斯大林说我们不可能战术上配合。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又要求我们到边境拿武器,战术上配合,毛主席又一次拒绝了。毛主席是独立自主,王明提出过“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脱离中国实际。

  

  我认为,斯大林对毛主席有误会,说我们那么困难你都不帮我们。其实斯大林不了解情况,我们更困难,日本人在长城附近制造无人区,别说大部队,就是小部队通过无人区都是很困难的。但这个看法,师哲没跟我讲过,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运动为何会扩大化

  

  师哲告诉我,苏联第一次肃反起因是基洛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暗杀,斯大林很愤怒,要查怎么被暗杀的?查的过程中扩大化了。斯大林知道了,说怎么能扩大化呢?再查,谁扩大化的?第二次又扩大化了。然后斯大林还想查,想搞清楚。又搞了第三次,又扩大化了。这时斯大林明白了,不能再搞了。师哲说肃反就是这么扩大化的。

  

  大国搞运动,一点不扩大化确实太难了。

  

  师哲回国后,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毛主席要借相对安静时期清理党的政策,统一思想,在高级干部中展开讨论,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许多话,现在也适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应该好好学习。

  

  在1942年整风时,发现确实有特务。但估计过高,扩大化了。我们保卫部门派出去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的人,结果被咱们另一个系统报回来了,再加上苏联也搞肃反,康生在苏联学会了肃反的“经验”,他领导“抢救失足者”就扩大化了。

  

  后来毛主席给大家道歉。毛主席说我给你们敬礼,你们不原谅我就不把手放下来。

  

  性格激烈倔强的师哲

  

  师哲对斯大林的评价,一会儿特别高,一会儿特别低。他女儿给他写了一本书叫《峰与谷》,有人说,看了这两本书(另一本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是两个不同的人。

  

  师哲个性特激烈,有陕西人的倔犟。他儿子都跟我说,你看我爸有朋友吗?师哲骄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在序言中说:“我从事专业党研究近30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

  

  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师哲主动离开中央,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起码他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不好,他不愿意参与这些事了,我觉得他对苏联还是很有感情的。师哲有一个儿子是他妻子带来的,叫李钊。父亲是烈士,这个孩子一度改姓师。后来他要到捷克留学,师哲跟他说:你还改回姓李,因为你是烈士的子弟,你的爸爸是烈士。

  

  师哲对政治非常敏感,想得很远,怕自己万一出事李钊受牵连。

  

  师哲眼中的首长们

  

  师哲对当时的中央领导评价很高,比如任弼时,在五大书记里,他最年轻,比毛主席小11岁,当年跟陈独秀吵过架,那时任弼时才23岁,陈独秀都48了,那时连毛主席也没跟陈独秀去吵架。

  

  任弼时非常聪明。他到街上看到人家在那儿画画,他买了一个笔,自然就会画,无师自通。

  

  师哲对彭德怀有点看法,他说(延安整风时)他去彭德怀那儿,彭德怀赶快躺下装睡着,因为师哲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他对彭德怀印象很好。

  

  师哲与高岗关系也很不错,他们都是西北人,一次高岗离开延安,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师哲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才去的。他说:我不捧她但是也不能得罪她。一般人能说这种话吗?所以他们之间很熟。建国后,他和高岗一起去苏联访问,当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说:你给我拿着皮包。师哲说:我记性不好,爱丢东西。拒绝了。他们之间很随便。

  

  师哲1959年回北京,想见毛主席,让毛主席给他安排的更好一点,后来庐山出事了,也是西北人的安子文说你赶快走吧,再不走比这个处理还坏,趁着毛主席还没回来。

  

  心中有信念的一代人

  

  康生和师哲都是留苏回来的人,都有“亲苏”背景,但中苏关系恶化后,两人命运很不一样。当然,康生原来地位就比师哲高,1931年就是中央委员,没有可比性,此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加上师哲自己在生活作风上也犯了错误。

  

  我觉得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里对康生的描写挺准的,他说康生带有共产国际的东西,康生在延安穿的靴子也是西式的,穿从苏联回来的那种皮衣。说话时不时说两句俄语。

  

  我1975年见师哲时,他已经70岁了,非常健谈,我们俩谈了一上午。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那儿跟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因为1975年局势动荡,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然,他们这些人都是有信仰的,在参加革命时就想好了,会坐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委屈。他们说: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个不是说说,而是说从心底里真正的相信。而且他们没有做坏事,问心无愧,不害怕审查。

  

  那些共产党先辈,他们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看着这个国家太受人欺负了,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积贫、积弱,要改变这种面貌。要不然建国时,毛主席怎么会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批人心里是有国家的,所以他们不太在乎个人的得失。因为他们参加革命不是奔着官去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寻找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救国,为了国家富强,为了民族强盛。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我有一次访问郑超麟,他是托派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坐牢的。托派1950年闹事,要夺取政权,是有行动的,所以把他们抓起来了。“文革”后才放的,他一共坐了37年牢。我问他:郑老,您坐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过来的?我说,看过一个简报,你从牢里出来了,你说你信念不变。我说有没有这么回事?他就笑了,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我问他:你坐了这么多年牢,你怎么能够活这么大岁数?他说我在入党之前早就想好了,我要参加革命是抛头颅洒热血,我连命都不在乎。

  我都没有问过师哲这种问题,我觉得都用不着问。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因为我跟郑超麟就见了一面,所以就问了这样的问题。

  

  这批人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参加革命,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随时要牺牲的。包括1942年以前那么艰苦,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一句话,布尔什维克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待人简单粗暴、知识不够等。但是他们对革命很忠诚,而且就是愿意牺牲自己,他们没有考虑到别的。

  陈辉/整理

  

  李海文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