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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师哲回忆录》的看点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5年02月09日

  

  师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俄文翻译,随多位中央领导人出访苏联、东欧、朝鲜,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往来的见证人。他生于1905年,1998年8月去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与众多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直接、频繁地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因此,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替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借鉴。最近,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增订出版。

 

  ■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已公布大量档案、回忆录,但师哲的回忆录仍不失其价值

 

  1982年,师哲获得“解放”,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溯那段历史。他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此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1986年师哲患脑血栓,脑力虽未减,但行动不便,一切力不从心了。81岁高龄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问世,便将他保存的回忆录的草稿交给我。原稿有二三十万字,按人物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许多重要活动,不少内容是重复的。由于我工作繁忙,延宕到1988年才有时间开始整理,将书稿按专题进行分类,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我以他的文字和口头的回忆为基础,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相助,得以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档案资料,查阅当年的报刊,核对史实,订正、补充、丰富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对人物、事件分析的阐述,使史料更加准确、翔实,增加了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也保证了本书的质量,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已公布了大量的档案、回忆录,但是师哲的回忆录仍不失其价值,因而能有第四次出版。

 

  本书是回忆录,首先要尊重史实,保持师哲独一无二的经历、见闻、观点。他受经历所限,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师哲是个性情中人,时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语。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

 

  我尊重师哲本人历史实际与意见,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例如:他坚持苏联从未劝过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现已被外交部接受。他回忆1950年10月周恩来访苏,向斯大林提出不出兵朝鲜,已为彭德怀传记组同意。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我整理好后,将第一稿送师哲审阅。问题少,他自己动手修改;问题比较多或者问题比较大,就同我谈。如他记忆(时间、地点、过程、情节)有误,我拿出档案等文字证据,他都心悦诚服接受。我对某些人物的性格、思想的理解与他不同,他详细地和我谈,为了说明问题一一举例,直到我完全理解为止。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实原意,照录无误。

 

  经过整理后,1991年,师哲的回忆录以《在历史巨人身边》为名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师哲的观点、史料,在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般的书有十年寿命就很不错,而师哲的回忆录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已成为历史文献,成为经典,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备的参考书。此次新版回忆录,增加了以下内容:

 

  其一,对一些人物、事件的注释。师哲虽然从1962年开始失去自由、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但是他纵观历史,充分肯定毛泽东功劳。我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综合他对毛泽东的叙述和看法,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了《毛泽东神韵》一章,得到他的认可。我将第二稿分送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马列,彭德怀办公室主任、彭德怀传记组组长王焰,彭德怀传记组成员、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张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组长赵福亭,刘少奇研究组组长刘崇文,任弼时研究小组组长章学新,他们分别审阅了相关的章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秘书长何静修审阅了全书。第三稿偏重于文字的加工润色,核对引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还做了少量的注释。人物注释大都由徐永军所写,最后由我定稿。此次出版,考虑到随着时间流逝,一些人物、事件已不为人知,又增加了注释。

 

  其二,之前未能发表的内容。“关于师哲在延安保安处工作期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人数众多。当时无法一一查证、核实。征得师哲同意暂时不发表。从2005年出版的《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一书中,印证了师哲当年的回忆基本正确,因师哲于抗战胜利后离开了保安处,后来有的甄别,有的有内情。这次,保留原文,只在他记忆不全面的地方加上注释说明。

 

  其三,“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当时整理成文却并未发表。师哲在此节的文稿上批写:“江青是人民打倒、唾弃的一个罪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和毛放在一起。”为了尊重师哲,考虑到粉碎“四人帮”的时间仅过了十几年,读者对江青难以接受,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没有把这一节放进回忆录中。现在,关于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并有许多误传,如有人认为江青不是康生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等等。师哲是历史见证人,他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还原历史真相,现在把当年整理的内容公开,以飨读者。

 

  ■师哲回忆录与众不同的“平视风格”

 

  本书作为回忆录,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即是师哲本人。师哲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他作为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党性很强。在审查时,有人提出删改对一位领导人评介的内容,他一方面尊重组织的意见,另外他专门写了一段话,陈述、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三十多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他在耄耋之年,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他常常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地勾画出人物形象。

 

  师哲于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党,是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这样的老同志很多,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还有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八百多名,为什么他会与众不同?随着我与他交往加深,对他、对党史更加了解,这才渐渐找到答案。

 

  首先,这固然和他的天性,陕西人倔犟、耿直的性格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他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的经历有关。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确定世界观、蓬勃发展的岁月。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养成了民主、平等、开放的思维习惯。

 

  其次,他那独特的视角,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十八年的经历有关。1938年秋,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参加党的七大,准备党的七大后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年春,他随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因战争原因,党的七大召开的时间一推再推,他以任弼时秘书的身份留在延安,在毛泽东、任弼时的领导下负责中苏两党往来的具体事务,翻译来往电文。这十八年,他在毛泽东、任弼时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熟知他们的性格、思维特点、行事方法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产生分歧的过程。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分歧,1957年1月他主动向邓小平、刘少奇提出离开中央,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拿到火车票,才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对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是亲苏派。其实,他对苏联、斯大林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因在苏联生活十五年,对苏联的优点、缺点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在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不少缺点;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也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许多好话。只有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才能出版。

 

  第三个原因,他在苏联学习时,能用俄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领导筹建俄语学院(第一外语学院的前身)。1962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罪名,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他利用受审查的时间,认真研读、校对《列宁全集》中俄本。像他这样认真地通读过《列宁全集》的人在党内甚少,就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找不出几个。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是他能够坚持、敢于坚持自己看法的思想基础。

 

  他二十岁投身革命,经历过战争、肃反、党内争论,也犯过错误;一生大起大落,命运多舛——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不平凡的经历磨炼了他,使他更加坚强、刚毅,百折不挠。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都没有将他打倒。他永远有老共产党员特有的达观、积极、奋进。他一生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个性、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他富有真知灼见,能够形成一家之言。

 

  文 / 李海文(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