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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兴邦拜杏坛”——我读《告别未名湖》(高放)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4年10月09日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2》是丁广举、孙兰芝等几位北大校友编辑的北大“老五届”校友们的自述文集,真实记录了“文革”期间他们被发配到边疆、农村、工矿和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种种经历,书写了他们在苦难中以奋斗为主调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我以为:全书就像个聚宝盆,珠玑充盈,琳琅满目,令人心灵震撼,亦赏心悦情,深受教益。

    

   ?“老五届”大学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值得一书

 

    “老五届”一般是指于1961年至1965年考上大学(个别实行理科6年制的学校有1960年入学的)的一代优秀青年。他们从1949年至1953年上小学,随后上中学,接受了12年完整、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至于大学教育,在那个“运动”多发的年代,能在大学安静地读上两三年书就不易了。在他们之前的大学生,又有谁在课堂上完整地完成了学业呢?这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新中国、执政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和一部分干部子弟,几乎是国家提供全部经费培养了他们。他们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报效之情。但同时,后来愈演愈烈的“左”的流毒也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有政治热情,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由于引导不当,“文革”之初,他们和中学生一起被当成“点火”工具,使“文革”凶焰迅速烧向全国。

    应该说,这代大学生大多数本来已经从书本等渠道接触到关于民主、科学的价值和其他多方面的人类文明的知识,他们已经或正在学会用审视的眼光看世界。事实上,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除极少数人之外,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逐渐清醒,继而反思:为什么“文革”中一方面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大搞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顶峰论”?为什么一边高喊为民、为公,另一方面却大搞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封妻荫子?有的大学生当时就对“文革”采取了批判态度,而受到批判,甚至惨遭迫害。

    “文革”对于国家、民族、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对于一度被宠为“小将”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仅被迫中断了学业,而且在被作为打人的“棍子”利用之后,很快被认定为“犯错误”,进而被扫地出门,打入社会底层;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分配到社会底层后,也认识了中国的真实国情,对工农大众的疾苦、思想和愿望有了真切的体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我了解,“老五届”这批知识分子虽然大都沉寂于社会中下层,但他们大都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我国改革开放时,他们正年富力强;他们大多在自己未必理想的岗位上尽己所能、努力工作,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心甘情愿为国家、为百姓奉献;同时又有清醒的头脑。当他们看到“文革”中暴露的官僚特权在后来愈发肆无忌惮、愈演愈烈时,他们逐渐以冷峻的眼光来反思自身、反思时代、反思酿成“文革”之祸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进入本世纪后,他们虽心忧天下却都逐步成为身处草泽的“赤子”了。我在这里称他们为“赤子”,有三重含义:其一,他们退休后成为不承担正式法定工作任务的一无所负之人;其二,依然对国家、民族、社会怀有真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其三,对故土、母校和祖国依然纯真眷恋。他们多为“海内赤子”,少数是“海外赤子”。

    根据“老五届”大学生的人生经历,对“老五届”大学生,我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的“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弃子”。当年他们“毕业”被放逐基层,说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是“文革”三年之后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境: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根本无法招收新人员;各部门都在萎缩,各机关都在“闹革命”,各大学都停课不招生;国家收入减少,财政拮据,让上千万大中学生上山下乡。当然,他们下基层数年也有收获,受到锻炼,改革开放后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才干和能力。

    

    ?北大“老五届”的真实而非凡的人生经历,有血性,有真情,见性灵,见人格

 

    书写这代知识分子真实而非凡人生经历的重任,历史地落到“老五届”的肩上。《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66年全国大学生,包括专科生,总数为533766人;北大、清华各一万人左右。由北大“老五届”承担开山重任,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北大当时是文理兼具,文理兼善,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951-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只剩理工科一条腿了,新中国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又只有文科。北大“老五届”学子,虽多数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也曾亲炙大师,深受熏陶,养成了好学深思、不随波逐流的品格。这是受用一辈子的丰厚精神资源。此书即体现了这方面的优势。

    书中文章都写得有血性,有真情,见性灵,见人格。他们所述说的经历和感受,我并不陌生,多有同感,因为我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代“北大人”以心血与智慧书写的历史篇章,展现了他们努力追求“身心自由,不为物役”的高尚人生境界。这些文章也表达了他们对母校真挚的热爱和无限的感恩之情。这种自述体的文章,要比小说家们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感人。

    这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和认知价值的好书,此时面世,适逢其时。我深感: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经历,而是“老五届”大学生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这是一种奇特的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北大的“老五届”学生经历最曲折、最复杂,可以说更具代表性,这或许与当年北大格外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垂青”有关。我还记得: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抛出的大字报,当时的领导人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比喻为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样,就在北大、北京以至全国引起轰动。那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校内,时常骑自行车到北大看大字报,观察各种批斗会,了解观测“文革”的动向。回首当年,更感到《告别未名湖》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用血泪写成的深刻反思历史的书,令人感动、震撼的书。

 

    ?从本书主要反映北大“老五届”学子告别北大后艰苦奋斗的“必须牢记的历史”这个角度看,更是一部激励年轻人奋进的书

 

    书中收入的李习彬《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一文中说:“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被扫地出门(不发毕业证)的大学生,许多人都经历了先是发配到农村、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再分配当农村中学教员,‘文革’终结后再逐步回归到本来应该从事的高等教育或科研岗位。因此,关于毕业头七八年的回忆,最多的是苦楚及特殊环境中的奇特经历与趣闻。但是,在那种逆境中,‘北大人’还有另外的一面——另类的生活、不甘沉沦的奋斗抗争以及在平凡岗位上的闪光发亮,而这些更凸现了‘北大人’的特色。”全书大多篇章是他们下放到边疆、农村、厂矿和农场的呕心沥血、艰难奋斗岁月的真实写照。在本书中,我还看到了收录的图书馆学系李永长1965年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大学校报》上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这也引起我的深思:在“文革”前夜万马齐喑、文痞逞凶、一片肃杀的情势下,李永长敢于撰写此文,说明他有正气,有胆识,勇于为真理而献身;他能够写出这样有理有据、分析深刻的檄文,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功底。应该说:这也是“老五届”大学生的共同点——他们具备良好的素质。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文革”初期,多数大学生受到蒙蔽,也还有极少数清醒者。因此,我认为本书是一部激励年轻人奋进的书。

    总之,这是一部可以作为史料来读的书;其中美文佳作、宏文力作甚多,恕我不能更多评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