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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与港台知识分子群

来源:    信息员:经济观察报    更新时间:2014年09月02日
 
  
导语:钱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就不是专制,因为科举制已经把平民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组成的政府,怎么能叫专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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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报 尹敏志/文 1949年大陆易鼎之际,是熊十力与弟子徐复观通信最为频繁的时期。对于赴台的提议,熊认为台湾估计也难保全,自己年老体弱,膝下又有两个女儿,“何必多此一行?”这位新儒家开山祖师,对国民党和新政权均无好感,决定干脆固守原地:“苟全性命时,看看世事浮云苍狗之变。如义不容苟全,则亦自了而已。”

  在信中,熊十力提醒弟子,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从“佛观”改为“复观”。因为佛家“于宇宙万象作空观而已”,缺乏裁成天地、开物成务的进取精神,与社会了无交涉。复观一词则来自《周易》,乃“复其见天地心”也“今大地众生,方颠倒以趋于剥,吾夏人尤剥极,其忍不思复乎?”熊认为儒家要想在海外发扬光大,决不可排斥西方学术而走返古之途:“今欲崛起,不可效老辈经师或理学家,必于西洋科学、哲学有基础者,方可进而研儒佛,以系统之理论发挥,否则人不视为学。”

  与唐君毅、牟宗三两人的纯学院背景不同,徐复观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回国从军,曾在娘子关、武汉参加对日作战。后转而进入国民政府决策层,一度是蒋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在重庆勉仁书院与熊十力的会面,是他弃政从文的转折点。当时穷困潦倒的熊十力,面对“高官”徐复观的来访,不但没表现出丝毫人情世故,而且还“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干干净净……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共二十六册的《徐复观全集》,大多是四十六岁离开大陆后所作,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格薄迫的结果。

  徐在海外,遵熊十力之教诲,以辅成万物的精神,致力于将散落、零碎的儒家思想体系化。同时,积极在公共空间中发声,办学办刊物。而后一点,正是港台第二代新儒家与大陆第一代新儒家的显著区别。以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第一代,大多专心沉潜学术,甚少在报刊上论政辩学,基本不谈国是。但第二代新儒家到港台后,既有唐君毅与钱穆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又有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为新儒家扩大声势。学问事功,二轮并行。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历史情境的转折。第一代新儒家活动时,五四运动余波未泯,儒家被斥为专制政治的维护者,中国落后的总根源,“人们由于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很容易不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迁怒到中国文化身上。”袁世凯洪宪帝制立儒教,更是使儒家坐实了帮凶之名,这时根本不存在理性评价儒家的可能。但离开大陆后,知识分子们却失望地发现,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并打倒“孔家店”近三十多年后,结果却是国民党法西斯化。这一巨大反差,使重估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条件渐渐成熟。

  知识分子“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这应该是政治上大反省的时候,也是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时候。”1949年5月和7月,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创立了两种重要刊物:《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前者除了创办人徐复观外,主要人士是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等,谈中国传统文化较多,可视为海外新儒家的核心刊物。后者则以雷震、胡适、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谈西方自由民主较多,可视为五四传统的余绪。

  两刊都认为,国民党失去大陆是因为专制得太多,而绝不是专制得太少。这点共识让它们在创办初期虽远隔海峡,却相互呼应。徐复观回忆这短暂的蜜月期道:“当时大家的目的,好像不仅在于办一个刊物,而在展开一个自由中国的运动,参加的人很多……我们对于此一运动的将来,都抱着欢欣鼓舞的情绪;一般朋友,两边都写文章,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文化上的两个壁垒。”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民主评论》主张中国文化的复兴与民主政治不但并行不悖,还能相互汲取有益的养分;《自由中国》则反感传统文化,觉得西方民主之花移植到中国的泥土上,便免不了会凋谢枯萎,所以倾向于否定儒学。

  学理的分歧,掺杂了意气和血气,最终难以收场。很多时候,真理都不是“越辩越明”的,短兵相接式的一对一论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让保守的越辩越保守,激进的越辩越激进。最典型的就是钱穆和胡适。钱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就不是专制,因为科举制已经把平民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不断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组成的政府,怎么能叫专制呢?而胡适则在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中国文化没有价值,不要听徐复观、牟宗三两顽固派的话……包小脚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你们讲中国文化,只是被政治的反动分子利用。儒家对中国影响,不过千分之一,有什么值得讲?”

  面对这种情况,徐复观陷入两线作战中,一方面批评钱穆良知的迷惘:“假史学之名,以期达到维护专制之实的言论,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十亿人民所发出的沉痛的呼声,泼上一盆凉水。”另一方面则批评胡适自到台湾后,在学问上便走回头路:“既不敢明目张胆以高唱自由民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又不能拿出学问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回到打倒孔家店的老路上去。”而徐复观自己的观点,毋宁说是两者之间的“中”的政治路线,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等几篇长文中。

  徐复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大方方承认,儒家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尽管可以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奠定思想的根基,然中国本身毕竟不曾出现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却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正规和坦途。”从孔孟、董仲舒、辕固、眭弘、朱熹到黄宗羲、王夫之、唐甄,儒家一直试图限制君权、澄清政治,他们谈井田、谈明堂、谈选举、谈学校、谈行己有耻,所祈向的方向与西方自由民主并无抵牾。儒学不是专制的护身符,只不过是被专制政治压歪了罢了,结果便是它“在历史上只有减轻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为人类的和平幸福描画出一个真切的远景,但并不曾真正解决暴君污吏的问题,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乱的历史上的循环悲剧。”

  出现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希腊式的城邦国家,罗马式的自然法实践,中世纪神权与政权的分庭抗礼,民主、法治的政治形态,在欧洲有着清晰的历史记忆,但在中国却只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类的含糊记载,儒家隐约记得远古曾有一个“大同”之世,至于其具体情况却说不清道不明。其次,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帝国,在现代交通和通讯设备发明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全境有发达运河系统、面积仅如中国小型省的英格兰那样,先在各地投票选举议员,再集中到首都论事。总之二十世纪以前,代议民主制在中国既想不到,也做不到。

  针对实际情况,儒家不得不弃“大同”而取“小康”,沿用了西周“尊尊、亲亲、贤贤”并行的做法:王室世袭,以维持秩序;官员则不世袭,以察举或科举制不断选拔优秀士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对这一制度的效用做了精彩阐释:“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弥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事。”

  为防止前者演变为暴君,后者演变为污吏,儒家将德治主义确立为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即《左传》中所说的:“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儒家道德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徐复观称之为“人格主义底人文宗教”。它注重“自力”而非“外力”,“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考虑过借助外来的上帝、法或国家的力量,反而视其为对人本主义的不信任。

  但问题在于,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这种道德主义,最终只能成就少数自拔擢于污泥的旷世大儒,“使漫漫长夜中犹见一炬之明,以维系人道之不绝”;但却不能成就多数人,更无法造就一大批基本能遵纪守法之公民。再加上劣币驱逐良币作用,历史上实际在位的儒生,往往是叔孙通、公孙弘之类曲学阿世之辈,结果给人留下儒家就是专制帮凶的坏印像。所以徐复观断言,单靠中国文化,“并不能转换中国的历史条件”,“只能寄望一治一乱的循环,并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待到近代中西全面接触后,中国才迎来历史转机,因为西方的科学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而为法治”;另一方面“提供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两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同时,儒家的“仁”,反过来亦可对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贫富差距等弊端起到弥补作用,发挥出民主政治更高的价值,“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

  到了这一步,可看出经徐复观的批判性转化后,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到六十年代末其实已经日益趋同,只是当年那场大动肝火的笔战留下的芥蒂暂时还难以平复罢了。最终和解的契机,是1967年《自由中国》主将殷海光罹患胃癌的变故。原本与他交恶的徐复观得知后,立即托人送去三千医药费,并多次与他促膝长谈。两年后,殷海光向徐敞开心扉:“先生为光时常提到所厌恶的人物,但亦为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种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荡而成。”

  受徐复观的影响,缠绵病榻两年多的殷海光最终领悟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重生命体验甚于抽象知识,所以不能凭四个人的观念去把握: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观念,二是康德的超验观念,三是黑格尔的体系哲学,四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那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但说完这席话后,他的生命便仅存最后一周了。

  蒙文通曾言,战国末年儒家法夏法殷,其实就是融汇墨法。同理,民国六十年前后,以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新儒家第二代,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援自由主义之菁华入儒的历史任务。同时,港台自由主义者也从一开始的极端排斥,到逐渐接受新儒学,并因而更接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原义——无论洛克(John Locke)、穆勒(J. S. Mill),或是柏克(Edmund Burke)及阿克顿(Lord Acton),都认为推进民主自由,须以尊重和改进,而不是以毁灭传统为基础。港台知识分子群体中两大阵营的相互认可,终于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保守的中国文化复兴派和西化的欧美自由派二川之激荡沸腾,放乎东海而波澜以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