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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要学曾国藩”之镜思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5年11月24日

  文 / 叶雷

 

  曾国藩也并不是没有缺陷,“做官要学曾国藩”,也有许多需要扬弃的地方。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的人物,长期以来的评价两极,赞者把他当作圣人顶礼膜拜,责者骂他是刽子手、卖国贼。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是那句“做官要学曾国藩”。就如刘绪义教授在其《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快三网站平台出版)中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镜子的不同之处在于:镜子只能照出人的表面,而历史能照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现代意义上“做官要学曾国藩”,显然不是定位于权术。“做官要学曾国藩”,在历史之镜下,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

 

  名臣能吏,中兴将相,育子楷模,死后“五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做官要学曾国藩”,当然没错。刘绪义教授的《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知人以论世”,不是为了评曾国藩,而是把曾国藩置于晚清大变局当中,以历史之镜的姿态,来探讨“做官要学曾国藩”的现代意义,并对升官发财的“权术”视野正本清源。所以,自序“当官好比做慈善”开宗明义,只有跳出升官发财“权术”的樊篱,官员才能像曾国藩一样,走出个人的小天地,走进历史的大视野,将自己和历史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曾国藩将民生视为一桩大生意、大慈善的慈善心;富德厚道的慈善力;关心民间疾苦路、减轻商民负担的慈善行;“散财最忌有名,总不可使一人知”的慈善品,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的正是如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间的差别,只是世界观的不同,曾国藩“当官好比做慈善”,因为他只是“人臣”;如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因为官员实为“公仆”。现在要超越曾国藩的,正是“全心全意”四个大字,不是半心半意,也不是三分之二的心,不是三分之二的意。

 

  曾国藩的好学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王朝体制内的考试不断进步,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不断广搜博取,更是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关于学习与实践,曾国藩有“四字三喻”的方法流传至今,“四字”即看、读、写、作,“三喻”则是以经商、打仗、得失来喻“看”与“读”的关系,“看”就好比做行商,“读”就好比守财,“看”好比攻城略地,“读”就好比守住地盘,“看”就是日有所知,“读”就是月不能忘。

 

  回到如今的问题官员,总会将理想信念置于首位,在剖析思想根源的时候,则基本千篇一律,不学习,不改造世界观。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历经学习、探求、证伪而来,可谓“看”;通过读经典著作、宣誓来巩固信仰,可谓“读”;宣传标语、自查报告以不断校正,可谓“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可谓“作”。曾国藩治学的现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看、读、写、作,何来“改造世界观”?所谓的“世界眼光”、“中国情怀”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湘军为什么多读书人?当然与曾国藩的“率先为范”不无关系,现在的领导干部不应该学习吗?

 

  当然,曾国藩也并不是没有缺陷,“做官要学曾国藩”,也有许多需要扬弃的地方。比如,曾国藩不仅是非典型清官,因为他也收礼,而且还行贿,同治七年调任直隶总督为了笼络京官就散了2万两银子。但就如评价曾国藩,应该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评价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国藩不得不明哲保身:“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而这,恰恰突出了当今建构制度、执行制度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否则不仅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即使如曾国藩这般自爱自洁的“良币”,也难免被玷污。